十九岁那年，他在画室里用沾满颜料的手握住我，眼睛亮得发烫："学姐，等我到二十二岁好不好？"

那时他大二，我大四。画室里永远飘着松节油的味道，他的指尖总有洗不掉的赭石红。

我会在午后的画室陪他创作，他偶尔停下画笔，从身后环住我，把下巴搁在我肩头："学姐，充充电。"

我们走过秋天的银杏道，在凌晨的街头分享烤红薯，在画展的人潮里十指紧扣。他总说："等到二十二岁，我们就去领证。"

二十二岁，是法定可以结婚的年龄，也是我们约定的未来。

如果你问我这是什么体验——

那是青春里最勇敢的约定，是两个灵魂在最好的年纪，许下最真挚的承诺。

我大四那年的秋天，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种迫人的焦灼和未来的不确定性。为了偶尔的逃离喘息，我常常躲到美院那栋老旧教学楼顶层的公共画室里。

那里通常很安静，充斥着松节油、颜料和年久木架混合的特殊气味。我不是美术生，但我喜欢那里的光线和氛围，可以让我暂时从论文和求职信中抽离出来，看一些与“前途”无关的闲书。

第一次注意到林初，是在一个周四的下午。

他占据了画室最靠里、光线最好的一个角落，面前支着一幅几乎与他等高的画布。画布上是大片混乱而压抑的暗色调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天空，又像是某种淤积的情绪。而他本人，就站在那片混沌前，背影清瘦却紧绷，像一张拉满了的弓。

他画得很投入，时而疾风骤雨般地涂抹，时而长久地停滞，只是盯着画布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角力。我注意到他用来擦笔的废纸上，已经堆满了浓烈得几乎要燃烧起来的赭石和深红。

接下来的几周，我总能在那个角落看到他。他好像长在了那里，与画布、颜料和那种搏斗般的创作状态融为一体。我们从未交谈，但共享着同一片空间的安静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