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治之症”

“小逸怎么样了？”一大早，父亲就打电话回来了，他无比心急地问着奶奶。由于县级、市级医院都无法诊断这是一种怎样的病症，这成了一家人的心头之患。

奶奶眉头紧锁，话语低沉：“孩子就是疼得难受，不能睡觉，又不想吃饭，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啊！”

父亲沉默片刻，果断地说：“我把手边的事情安排一下，收拾收拾，明天凌晨时分我和她妈带她去上海。”

而明天，已经是腊月二十三了——家家户户都该过小年了。

就这样，当人们为过年而轰轰烈烈地忙碌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子却把心思放在了陪我外出看病的计划上了。上海——这座闻名遐迩的城市，寄托了我们这来自农村的一家人所有的希望。

第二天凌晨，父母带着我，踏上了去上海的旅程。一直照顾我的奶奶，念着她的年迈，我央求她：“奶奶，我去看病，你就别去了，在家等我。”她竟以同样的语气央求我：“我要去，你到哪里我就得跟到哪里，否则我不放心。”我拗不过她，父母也拗不过她，只得答应她的随行。

当下的时代，看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若是稍微夸张一点地说，就像在跟一些无形的东西打仗一样。越是复杂的病例，人们越是拼命地往比较权威的医院里赶，医院常常人满为患、病人和家属常常精疲力尽。

挂号的人群排成了一条“巨龙的形状”，父母轮流站在“巨龙”里，翘首以盼这那一张宝贵的“通行门票”，那是他们女儿的“救命符”啊！

时间仿佛静止，在医院的走廊上窒息地等待，无聊地看着身边每一个病人，脑海里不知道应该去想些什么，似乎要将所有的一切都要去想一遍，又似乎什么都不曾去想，慢慢地陷入一种困倦。

“挂上了！挂上了！下午便可以让医生诊断了。”中午时分，父亲从挂号窗口跑出来，略为大声地跟我说着，他一手捏着一张单子，捏得很紧，仿佛一不小心怕纸片飞了似的。母亲尾随着他。

“啊呀，姑娘，这下咱不担心了，咱们有号了。”父亲在我身边坐下来，显得有些沾沾自喜，觉得我们的运气不错，至少我们还能够挂上了号，有的患者排队几天都等不来一个专家号啊！

冬天的医院里，空调传递着暖气，人们或坐或站，脸上显露出疲倦或呆滞。医院的暖气可以罩在人的身上，却无法使人的精神亢奋。

“轮到228号！”听到医生在办公室叫号时，打着盹的父母一个激灵站起身，将我推了进去。询问、诊察，这个带着眼镜、经验丰富的中年医生，不一会儿，他似乎已明白了什么，他大手一挥，示意我先出去，只留下了父亲母亲在里面和医生交谈。

时间跟跛了脚的驴似的，怎么也走不快。我蜷曲着身子，一分钟一分钟地熬。“你爸妈怎么还不出来？”一旁陪着我的奶奶，终于忍不住问了，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隐隐约约的焦虑，甚至带着某种恐惧。

“他们出来了。”我抬起头时，看到了父亲和母亲从诊室走出来的身影，他们的表情很凝重，眉头紧锁，脚步也变得沉重而趿拉，好像灌了铅似的——不言而喻，诊察结果大失所望。

“他说小时候是误诊了，不是脑瘫，是扭转痉挛。”父亲说。

“他说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控制这个病的疼痛，唯一？？的办法只是手术，但是这种手术做下去，无异于截肢，肢体不再有任何痛感，形同摆设……”母亲说。

“要不要手术你自己决定吧，你也不再是个小孩子了。如果你要，爸帮你办住院手续……”

“如果这腿没有知觉了，你以后不是更艰难了吗？”

父亲母亲在轮流转述医生的诊断，他们的声音闷闷的，甚至在说某个字词时已经变得含糊不清，让人误以为他们的嘴巴里含了什么东西。

我用心地听着，面无表情、一言不发。医生的话像一种小小的隐形的核武器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却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带来了一定的震慑力，他的言下之意，就是我的腿已经完全没有救了，不要说会逐渐好起来，以后甚至有可能卧床不起……天呐！我不知道，老天爷既然已经夺取了我行走的权利，为什么还要一点一点地掳走我的健康？我摸摸这条疼痛的腿，想象着它有一天不再属于我、它不再有任何的知觉、它不再有痛感和适感，它本来就像一个活着的精灵，却会在我手术醒来之后从此在我的身体甚至说生命里“死”去，永不复活。我舍不得、舍不得！人们常说“手足之情”，这是我的腿，陪伴我整整二十年的腿，纵使它不听使唤、纵使它不能携我奔跑，但这毕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就如同这人生，虽然不完美，但一定得努力完整。

我佯装着无所谓，挤出一抹笑：“嗨，先不手术了，回家去再修养修养就会好的。腿是我的，我知道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治不好呢？我不相信！这是上海哎，上海这么大的医院怎么可能没办法？”一旁的奶奶，“噌”地站起身来，脸变得紫红，她拉着母亲的衣服：“你随我去，我要再次问问那个医生，我要去问清楚。”

我不以为然，拽着她：“奶奶不要去问了，咱回家。”

奶奶是个“固执得有些愚蠢”的人，她或许是怀疑父亲和母亲骗了她、也或许是怀疑他们说漏了什么，她疼我爱我，几乎胜过了她的生命。所以她推着我，又一次闯进了医生的办公室。

医生见到我又折了回来，问：“怎么又来了？不是看完了吗？”

没有打过招呼，直奔主题，她用家乡话与医生“争执”：“你作为很权威的医生，你就没办法治好我们家孩子吗？”奶奶的嗓门尖锐而又嘈杂，吵得医生一脸严肃地对她讲：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已经和她的爸爸妈妈讲了，每个家属都像你这样，一个人把同样的话重复几遍，那我一天能看几个病例啊？”

“真的不能够让她好一点点吗？也没有这种药物可以缓解疼痛吗？”奶奶依然不死心，她用一种几乎祈求的眼神望着他。医生看着她，又是摇头又是耸肩，露出一副滑稽且无奈的神情。

“小年”这一天，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满怀希望地来到上海，又满怀失望地回去了。父亲开着他的出租车，手握着方向盘，从反光镜中，我瞥见了他凝重而沉默的表情。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个骑电瓶车的男人闯了红灯且逆向行驶，一个踉跄，撞上了我们的车子，幸好我们的车是停止的，男人只是一个趔趄，靠在了我们的车窗上，并没有摔下来。父亲怒气冲冲地打开车门，跳下去，一把揪住男人的衣领，暴怒着、推搡着：“闯红灯又逆向行驶，你是不是不想活着过年还是咋的？你知不知道健康有多宝贵啊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！”我被父亲反常的举动吓住了，我从来不曾见到父亲那般的“暴戾”。

那个男人愣愣地看着父亲，点着头、道着歉，骑上车灰溜溜地从父亲面前跑了。也许他同样不知道，他今天遇到的这个拉拽他的男人，此刻心底是多么的糟糕和失望啊！